张毅：居民收入延续恢复性增长 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其后李氏子负缗无从取偿。

在这方面，黄玉顺教授指出，人性僭越神性的原因在于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超越：超越内在超越外在超越等概念的内涵混乱，特别是混淆了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不同主体：外在超越的主体是外在于人的天或帝。18.为了保障德福一致实现，必须假设有一个上帝，它使感觉世界的幸福与理智世界的德性协调一致而达到圆满至善。

11.[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1957）》，载[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31页。形而上学要追求绝对圆融的大全，就势必要将两个维度合二为一，故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是神-逻辑学，因为它乃是存在—逻辑学。8.赵法生《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一）自得：自主之人的先验根据孔孟将西周时期为周王室专享的君德政德转化为一种内在于每个人自身的、普遍的仁德。这不仅直接否定了君王对德的独占，而且根本否定了君王作为上天代理人的合理性。

刘宝楠解释孔子知天命时指出：说文云：‘命，使也。同时，这使人更深切地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天命的神圣性与至上性。相比于《读经示要》中所讲的仁体、礼乐与圣人，社会主义步步皆脚踏实地的特质无疑是更为切近，也更具有操作性。

新制度之建立，以均与联两大原则为依据。夫世至大同，人类道德，固已进矣。38.徐复观：《熊十力大师未完成的最后著作—〈先世述要〉》，《徐复观文集》修订本第２卷，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１页。大道与小康之间，一公一私，如划鸿沟，互不相通。

与《读经示要》等著作比起来，熊十力在后期最大的变化，是将大同直接与社会主义相比附。……此即外王学，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弘纲，所由立定。

二者区别在于，孔子早年仍旧沿袭唐虞、三代圣人的理想，欲要得君行道。通过这一判断，大同就不再是一种难偿之愿欲，它所展现出的民主、平等、自由、公正等特质，终于通过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思想形式，拥有了付诸实际的可能。万国咸宁背后是万民同觉、大众互助。仁的本体性表现在它没有一毫私意杂染，因而能与天地上下相流通，生生不息，并广爱万物。

熊氏这一转向背后的深层原因，来源于他对体用不二之义的透彻体认。易言之，即仁是治之体也。35.周展安：《革命儒学的政治构想及其哲学基础—以熊十力〈乾坤衍〉为中心》，《开放时代》２０１９年第３期。他在《论六经》中下定义道：《周官》为社会主义。

30.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50~951页。蓝图式大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行动目的与详细、周密的计划过程。

5、6、7、8.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1、624、618、617页。40、41.熊十力：《论六经》，《熊十力全集》第５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３６、６９１页。

重点在于，熊氏并不认为这两方面能够等量齐观，在他看来，后者只能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夫大同之盛，至治之休，虽中土圣哲之理想，然为人类前途计，要当向此正鹄而努力。作为一名儒者，熊十力的儒学研究具有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不拘于今古文之争、汉宋之学，也不采任何师法、家法，而是完全依凭自己对经典的认知进行判断。它对应于人道上，便能使人万德纯备，是以实现天道于己身，而成人道，立人极。然而有意思的是，后期的熊十力虽然对大同的实践冲动毫不避讳，但他的现实关怀却并没有指引其成为像好友梁漱溟那样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看来，六经中指明了现成的通达大同的路径，其中以《周官》为蓝本勾勒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图景，更是熊十力对于现世大同的期待。即最后达于吾人理想之大同世界，恐亦不能长泰而无否，或既否而不复泰。

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熊十力心中的大同，可用群经第九义群龙无首以蔽之。

但在《乾坤衍》中，熊十力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同时，愿欲寄托于追求至善的过程，而不苛求目的最终的实现。

只有当大同最终形成后，再无圣凡之别，才可彻底摒弃君主，达到真正的平等。此两欲字，乃此中愿欲一词所本。

陈来指出，熊十力后期哲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晚年所提出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结构论。早在写作《读经示要》一书时，熊氏便已认定，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反传统，而是同样需要借助传统的力量。孔子《礼运经》主张天下一家。彼时的熊十力，已亲眼见证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段历史，其哲学体系也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日趋变化、成熟、稳定。

他深知：人虽感其积弊之深，而囿于习、劫于势，卒难变革，非有先觉以突化之功导其群，未有能革故取新者也。……《艺文志》既夺孔子之《周官经》以付周公，又屏弃《礼运经》而不言，则《春秋》升平世，领导之方针与规制，全不可见。

在熊十力看来，天子与庶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作为名义上的天之子，秉有自天而来的神圣使命。20、24.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4、607~608页。

除此之外，熊氏对体用关系的特殊理解还导向了他由内圣直通外王的实践自觉：《大易》之内圣学，不许离现实世界而别求有所谓超越万有的寂灭实体，如佛氏之涅槃界。要在于现实世界而了悟其有实体。

鉴于此，无论是代表刚健、生生之德的群龙，还是代表理想政治的大同，其本质都是对乾元本体（即仁体）的复归。熊氏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大同之治永无达到的可能，才赋予了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人生之精进不已，改造无息者，正赖有此难偿之愿欲。其时，天下不可无君主。熊氏认为，孔子一生对于内圣学只是逐渐深入，没有经历重大转变。

【2】郭齐勇说道：拿《读经示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六经》、《原儒》、《乾坤衍》相比较，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有一些思想更有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冗复拖沓之处，但绝对不是什么‘负积累或‘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世界如期大同，非由此道不可。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熊氏强调应由圣人（君主）之治逐步通向大同，正与其早期对大义微言中礼义、三世的肯定有关。……余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万国，犹言全世界。

3.郭齐勇：《熊十力传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210页。愿欲而必其偿，则下等欲望也。